最近几年,有大量流散在海外的中国文物、艺术品,陆续“回流”到国内的各级、各类艺术品市场中进行交易。这一现象意味着:中国内地正在成为中国艺术品的全球交易的中心;富庶起来的中国人民开始有这样高层次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了;中国内地的艺术品市场表现良好,日益成熟,热钱、热物向这里转移集中是可以预期的。
“回流”藏品 丰富馆藏
近几年,拍卖市场上出现的几大天价成交,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回流”的藏品,比如:周宜壶、咸阳宫战国青铜鼎、《晋索靖书出师颂》、《淳化阁帖》、唐阎立本作品《孔子弟子像》之最早的摹本、宋徽宗赵佶的《珍禽写生图》、宋代大书画家米芾的《砚山铭》等等,都是名噪一时、震动中外的“回流”拍品。
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截至到2007年底,海外“回流”艺术品的拍卖成交总额,就已经高达百亿元之巨了。而且,也不仅限于拍卖市场,而是以画廊、古玩店、艺术品交易会、展览会等的交易,以及用“捐赠”、“借展”、“代销”、“交换”、“抵债”、“抵押”、“质押”、“赔偿”、“存放”、“鉴定”、“研究”、“修复”、“装裱”、“装饰”、“装潢”等各类、各种形式、各种名目等,全方位、大批量的进来了。
而自2000年之后,更出现有整场拍卖会、整场交易会100%均为海外回流藏品的情况,像《怀德堂藏玉》专场的80余件明清时期的玉器,“爱梅书屋”专场、“文房清供专场”、“傅抱石精品暨张氏藏中国书画专场”、“天心楼藏中国书画专场”、“敬天安道主人专场”、“太乙楼收藏专场”、“吕国豪珍藏专场”、“朱牧、姚培珠收藏专场”和“佐藤收藏专场”等专场拍卖会,整场整场的均是“回流”拍品的拍卖会。
这些海外“回流”的文物、艺术品,有积极的一面,它们丰富了我们的馆藏,增加了品种,让世人了解了我们文物艺术品的价值,使我们的一般收藏家、投资者等,能有机会收藏精美的、世界级的文物、艺术家的作品。
盛世收藏 “回流”难挡
然而,在这样大量的“回流”浪潮之中,难免有鱼龙混杂的情况。这其中特别像上海某拍卖公司在2000年时组织的一场所谓的“御窑瓷器专场拍卖会”,其赝品就达到相当大的比例。2007年10月9日,北京一家拍卖公司声称超过7000万元总估价的“重头戏”,4件“回流”的所谓“国宝级”拍品:号称“中华第一带钩”的战国至西汉九镶带钩、两件东汉“光武帝刘秀御用漆器”以及春秋四羊青铜器方壶等,经北京市文物局组织的专家鉴定,均是赝品。
“盛世兴收藏”。中国的艺术品市场正处于高速上升期,大多数投资者们的经验不足,鉴定能力有限,而且“水往低处流,货向高价走”,中国市场必然成为海外“回流”文物艺术品的理想销售地。因此,仅从经济的层面来分析,海外文物艺术品就没有不“回流”,没有不大量“回流”的道理。
当代艺术 考验“回流”
“回流”是大规模的,“回流”是全方位的,“回流”是多元化的。最新的“回流”,竟然也开始有“中国当代艺术”的“回流”了。这无疑又给我们增加了新的课题。在某些“成功艺术家”的示范效应下,对成功的标准和成功判断也已经缺位,这无不为我们的市场,进而对我们文明的走向,都提出了新的课题。
中国当代艺术长期以来被西方经济势力控制的现象极其明显。这些当代艺术自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具有其本身除艺术之外的因素和意义。为外资利用,或外资们用以“格式化”我们“艺术”的“艺术”,这些“回流”的作品,所谓现在的主流艺术从一开始就被过多地交给了市场。对于不十分成熟的当代艺术品市场,都是严峻的考验。
国外一些艺术机构、金融机构,他们利用资本、利用舆论等方面的优势,来“引导”中国的当代艺术和当代艺术家;他们对我们某些“当代文化”的热衷,他们对我们某些“当代艺术”和“当代艺术家”的“投资”、他们的“收藏”理念等等,其动机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
应对“回流” 渐成新题
我们不排除从某种程度上说,海外“回流”艺术品体现了我们国力的强大,并从根本上改写了100多年来中国文物古玩外流的屈辱的历史,即对国家馆藏文物的来源是个重要的补充,也使许多珍贵艺术品、投资价值高的藏品得以为我们的投资者和收藏家们所持有,增加人民的财富。但是,外资们用以“回流”中国的文物、艺术品,一为侵略时期无偿抢夺的,一为中国艺术品处于低价时期买去的,一为别有用心的赝品。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讲,代价都是非常非常小的,甚至是没有代价的。
中国是一个多元化、多样化、幅员辽阔的大国,尤其是在艺术品投资市场、艺术品资本市场,艺术在“格式化”面前,不易做出国家层面的宏观调控和政策引导。传统艺术体制模式下的美术家协会、画院、美术馆及博物馆等,在当代艺术品收藏方面的作用属于缺语的状态。政府面对艺术品投资市场、艺术品的资本市场的新形式,在管理上也是新任务、新课题。
当前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增速放缓,国际竞争更加激烈;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影响蔓延,美元持续贬值,国际金融市场风险增大;国际市场粮食价格上涨,石油等初级产品价格高位运行;贸易保护主义加剧,贸易摩擦增多。国际上一些政治因素对世界经济走势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这些都可能对我国艺术品投资领域和艺术品市场的转型带来机遇。国际大环境关心的重点有所转移,使我们有时间调整艺术品市场的各种关系。在其他领域的国际谈判和国际协调之中,给了我们文化、文明、艺术向外拓展以更大的空间,更多的自由度。
我国已经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了,但是艺术品市场,尤其是文物市场,还没有彻底市场化,这也给海外文物艺术品的回流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因此笔者建议:
组织我们的理论评论的“国家队”,来影响中国当代艺术的整体评价、引导艺术市场和艺术品评价体系。这也将是投入产出比最高的对策之一。
组建当代艺术的国家画廊,推介和扶持有潜力的当代艺术家(传统中国画家),推介弘扬那些反映我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作品,推介弘扬那些积极热情、正义光明的作品,推介弘扬那些开拓进取、勇于探索的作品。
尽快完全开放我们自己的古代文物艺术品市场,以应对回流市场。
尽快建立当代艺术品的国家级奖励机制,鼓励创作、激励创新。
建立当代艺术品的国家收藏机制,以市场的手段和国家的行为,来引导和调控当代艺术品思潮的走向,引导和调控艺术品投资和收藏的走向。
艺术繁荣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而中国的文物艺术品无疑能在其中担当重要的使命。
(上图为宋徽宗《珍禽写生图》,2002年在中国嘉德拍卖会上以2530万元人民币成交。这一价格创下了当时中国书画拍卖的世界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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