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岁月流逝，洗尽铅华，但在近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开国大典》一直被誉为“共和国成立的艺术见证” 。它深入人心，也凝聚着一代又一代新中国建设者的爱国情感……

      30年党庆画展为历史巨作《开国大典》的诞生打下了伏笔

      1951年初，中国革命博物馆遵照中宣部、文化部的指示，开始筹备建党30周年绘画展览，具体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央美术学院领导蔡若虹、江丰、王朝闻组织落实。参展的作者为北京、华东的几十位知名画家。几个月的时间，这些实力画家们为展览拿出了近百件绘画作品。

      这是新中国美术史上的一次风云际会，绘画界各路诸侯的精品不仅在这次画展中引起了人们的共鸣，而且很多作品都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甚至后来一些作品还在中国美术史上赢得了一席之地。如《地道战》、《毛主席延安整风》、《强夺沪定桥》等等。

      后来大家在总结中一致认为：好作品不少，但体现共和国成立的气氛不够。

      当时谁也无法预知，这个结论为历史巨作《开国大典》的诞生打下了伏笔。

      中国革命博物馆研究员李仁才对笔者说：“作为国家级博物馆所收藏的有关党史的绘画作品，没有一件展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力作显然是不合适的。当时革命博物馆展览厅确实需要一件这样的好作品。”

      1952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决定委托中央美术学院组织完成一幅巨型油画：“开国大典”。

      走进中国美术史的艺术殿堂，人们不难发现从商周时代到秦国统一，从大唐开基到清军入关——在中国历史各个朝代的开端都找不到流传至今的有关开国盛典的历史画，而要创作一幅新中国开国盛典的巨型油画，该是何等的气魄！

      中央美院把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37岁的青年画家、院知名教授董希文。

      几次为领袖、英雄画像，并参加过开国大典，由他执笔创作“当之无愧”

      应该说这是一个公正的选择，更是一个历史的选择。

      董希文在美术界早已声誉鹊起，他的画多次得到徐悲鸿、艾中信等著名画家的好评。

      董希文生于浙江绍兴，杭州艺专毕业后又去湖南及越南河内深造，后又到我国西南、西部和西北地区学习、创作，曾在敦煌临摹壁画达3年之久。其素描、油画功底在同行中有口皆碑。

      1949年初北平解放，董希文创作水粉画《北平入城式》。

      虽现已说不清《北平入城式》的成功是否与点名董希文创作《开国大典》有联系，但董希文长于革命题材创作、长于人物画的本领确实是行内知名。

      1949年中国第一次文代会，董希文受任画主席台上的毛主席像、朱德总司令像。几个月后他又和美院师生们一起画天安门上的第一幅毛主席油画像。也是在这一年，董希文受任为“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的英雄代表画像。

      现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主任江山对笔者说：“从能力到威望，董老（希文）画《开国大典》，的确是当之无愧。”

      1949年10月1日，董希文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了开国大典，一个新中国成立的壮丽图景使他产生了创作开国大典的强烈愿望。

      3年后，这个特殊的重任恰恰落在他的肩上。这可说是一种历史的巧合。

      “抽掉一根柱子”：在建筑学上是个大错误，但是在绘画艺术上却是一个大成功

      事实上，董希文并未急于动笔。

      他要做一番充足的准备工作。

      当时美院和中国革命博物馆为他准备了开国大典的电影资料片和一些摄影图片资料。

      经几天的研究，董希文认为这些资料里中央领导和广场上的群众没在一个足够的图景之中，这显然不合乎自己的想法。根据自己的理解，他觉得这幅油画需要一个共和国开国领导群体与广场群众囊括同一画面的“大团圆”构图。

      他决定打破写实的限制，按自己的理解选择画面构图。而在这些电影和照片资料中只取其领导人的肖像和神态特征。

      董希文先在一张明信片大小的硬纸上画了一张草图，其构图与今天所看到的《开国大典》相差无几。

      当年董希文手拿这张草图请教了许多画家，如徐悲鸿、艾中信、江丰、吴作人、罗工柳等。

      值得一提的是，从草图上可以看出董希文创造性的突破有两个。第一个是草图上除毛主席侧身站在靠近中间位置，其他领导人都站在左边三分之一的画面，而右面则是广场群众，这样左实右虚相差悬殊的布局按一般构图规律来看似乎有失平衡。另外一个就是按正常视觉规律，在毛主席的右前侧应有一根天安门城楼的大红柱子。

      美术界的同行们对董希文大胆的构图设想感到奇特并表示赞赏，认为第一个突破加大了领导人与广场群众一实一虚、一近一远、一少一多的对比效果，能更好地突出节日气氛。而第二个突破大家认为极为大胆，“抽掉”这根柱子，广场显得更为开阔，相反如果画上这根柱子反倒显得累赘了。

      为了稳重起见，董希文还请教了几个建筑学家，大家对此均表理解和赞同。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这样评价：“画面右方有一个柱子没有画上去……这在建筑学上是一个大错误，但是在绘画艺术上却是一个大成功。”

      很快，董希文投入《开国大典》的实画创作。

      当时中央美院不能为他提供画室，就在北京西总布胡同找了一间房子。

      董一沙女士说：“父亲的这个临时画室很窄小，创作时根本无法从远处看这幅长4米、高2米3画的画面效果，也只好凭经验和直觉。”

      这期间，许多画家和美院学生都曾来此观看。一切即将告竣之际，艾中信说：“里面的毛主席再高大一些更好。 ”画家采纳了这个意见，他让毛主席的“个头”加高了一寸（当然这需要做整个画像的修改）。完成之后效果果然更好。

      两个月后，巨型油画《开国大典》创作完成。

      《开国大典》引起较大反响，并掀起了“油画中国风”的艺术思潮

      《开国大典》完成之后被收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展览厅。

      可以说，《开国大典》这幅油画倾注了画家董希文对新中国的无比热爱，他也通过这幅画表达了全中国亿万人民对新社会、对中国共产党、对人民领袖的无比拥护和爱戴，同时更描绘出了共和国灿烂辉煌的前景。

      画家艾中信曾作过如下分析：“从构图到设色，从人物到场面，它的气派很足以反映泱泱大国的风度。董希文把主要人物处理在不到一半幅面的左侧，不仅是手法的大胆，重要的是他懂得构图的大局……《开国大典》的大块色彩，通俗易懂，看起来似乎简单，但这大红、碧蓝和金黄（缨络和菊花）是有意安排的。它把一个风和日丽日子里一个庄严热烈的场面描绘出来……”

      一些知名画家看了这幅油画之后，都认为这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绘画精品。中国革命博物馆将这幅画展出后，在艺术界和社会上都引起很大的反响。

      徐悲鸿看了《开国大典》之后非常兴奋，对此做出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董希文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应得一百分。”但他同时也以西洋油画的传统标准做了后半句评价：“也应扣掉五分，因为缺少一点油画特色。”

      这里所说的“缺少一点油画特色”，是指这幅画在很大程度上运用了中国传统画的手法和风格。但这恰恰被很多画家认为正是《开国大典》的成功之处。如果按传统油画用光和设色的手法去创作，这幅画就不会有这种热烈的气氛。

      艾中信说：“《开国大典》在油画艺术上的主要成就是创造了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中国油画新风貌。这是一个新型的油画，成功地继承了盛唐时期装饰壁画的风采，体现了民族绘画特色，使油画朝着民族化的方向发展。”

      至此，绘画界掀起了董希文所一直倡导的“油画中国风”。《开国大典》无疑成为这一理论的典范之作，而这种思潮一直影响至今……

      毛泽东说：“我们的画拿到国际上去，别人是比不了我们的，因为我们有独特的民族形式。”

      1953年，人民日报在头版重要位置发表了油画《开国大典》。也是在这一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将《开国大典》印成年画在全国发行，发行量达到一个顶峰。

      同年，中国准备在印度举办新中国经济文化建设展览会。5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要审阅一批美术作品，而《开国大典》也在其中。

      这天，中央美院领导江丰通知董希文：周扬等领导将带他去中南海汇报。

      到了中南海后，他们一起见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等国家领导人。董希文很厚道，领导人会见时总是老远地站着退缩不前，直到周扬大声叫他的名字他才走到前面。毛泽东与他亲切握手，董希文感到无比的幸福。

      大家在一起审阅了几十件美术作品，江丰、董希文等画家针对领导人的提问一一解答。当他们一起看到《开国大典》时，几位国家领导人都很兴奋。毛泽东点头赞道：“是大国，是中国。”他还自豪地说：“我们的画拿到国际上去，别人是比不了我们的，因为我们有独特的民族形式。”

      这对董希文无疑是一个莫大的奖赏和鼓励。

      “文革”期间，《开国大典》遭受了蒙难

      两年之后，《开国大典》开始经历一次特殊的改动。那就是“高饶事件”之后，有人通知董希文，去掉画面中高岗的画像。

      《开国大典》的第一排领导人全是国家副主席，从左起依次是：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

      为慎重起见，以便保证画面质量，使工艺讲究的画面不受损害，董希文在其它油画上做了多次实验后才动笔。

      后来，董希文曾这样说过：“这幅画在构图时，高岗就有挤在边上的局促之感，去掉他对构图倒有好处。”

      然而，10年后的又一次改动却使这位画家经历了身心的痛苦。

      “文革”间，“四人帮”在美术界的代理人通知他去掉《开国大典》中的刘少奇。

      这时董希文已身患癌症，每天都要忍受着剧烈的疼痛，同时还要服药、做化疗。但在这种情况下，画家不得不拖着病痛折磨的身躯去博物馆做画面修改。

      董一沙女士说，“当时父亲病痛难捱，但他心灵的痛楚则更为剧烈。哥哥要替他去改，他坚决不同意，记得父亲说过这么一句话：一个搞艺术的人对自己的作品要负责，要负责一千年……”

      经过修改后，刘少奇的画像的位置换上董必武的全身像。

      没亲手恢复刘少奇画像使他抱憾终生，“实事求是”使《开国大典》得以恢复原貌

      1972年，董希文的癌症已到晚期，但是他仍与病痛顽强斗争。他刻了“抗癌”、“百折不挠”等印章，鼓励自己战胜疾病。他对学生们说：“真希望再有20年……”

      这一年，中国革命博物馆要复制《开国大典》，考虑董希文的身体原因，让他作指导。

      这次在董希文指导下动笔复制《开国大典》的画家有两位，一个是当时的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靳尚谊，另一个就是中央美院油画系教授赵域。地点是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一个多月后，《开国大典》复制完成，并放入革命博物馆画库。

      1973年1月8日，一代画家、《开国大典》的作者董希文逝世。临终前，他对没能亲手恢复刘少奇在《开国大典》上的画像而感到抱憾不已……

      1979年，文化领域开始纠正“左”的错误。本着实事求是、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原则，中国革命博物馆征得上级同意，决定将《开国大典》恢复原貌。

      董希文家属不同意在原作上改动，博物馆对此表示理解，为尊重这个意见，他们委托靳尚谊修改。当时靳尚谊忙于其他事情，便推荐了北京青年画家阎振铎、叶武林。他们在《开国大典》的复制品上画上了刘少奇和高岗。至此，《开国大典》终于恢复原貌--这就是我们今天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展览厅里所见到的《开国大典》（复制品），而原作则保存在博物馆画库。

      历史证明，《开国大典》的冲击力早已超越了一幅油画的本身，中小学教材、年画、邮票、纪念币以及各种各样的收藏品都对这幅油画一版再版。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审、年画《开国大典》责任编辑徐震时对笔者说：“近50年来，人民美术出版社和各省美术出版社出版了数以亿计的有关《开国大典》的各类印刷品。它对爱国主义的宣传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