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材于“东山再起”的明代绣品《东山图卷》是迄今所知传世顾绣中纪年最早的作品，上图为图卷局部

记述“竹林七贤”事迹的绣品(上图）花草虫鱼是顾绣的代表题材，下图为明代《虞美人》绣品

    “海上锦绣———顾绣珍品特展”昨天在沪落下帷幕，上海博物馆为传承顾绣这一濒临绝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召开了“顾绣国际学术研讨会”。顾绣，在中国刺绣史上虽具盛名，却较少对其进行过深入系统的研究。之前对于顾绣研究只在小范围内进行，并未有过较大规模国际间交流。此次会议特别邀请了美、英等国及台湾地区的专家，由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东方部主任熙乐凡卡和上海博物馆书画部主任单国霖共同主持。

    顾绣至今已有400年历史，但从明代晚期开始至清代中期，名副其实的顾绣存在的时间仅为百年左右，所以传世真迹很少。据不完全统计，传世品约200件，多数为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所收藏。

    顾绣的商品化与异化

    东华大学包铭新教授在论文中探讨了顾绣由顾家馈赠开始而形成交换交易的商品化过程。他认为，顾绣处于画绣与闺阁绣两大绣品分类中的交集。画绣由于跳出了日常女红用品局限，遂能进入纯艺术之殿堂。明清间，有男性习绣善绣，而世人不以为怪，就是因为其艺术价值使然。以后顾绣一旦走出了顾家闺阁成为寒女的谋生手段，就是异化商品化的开始。至清代中期，顾绣庄（经销刺绣品的商店）泛滥，虽以露香园顾绣为号召，但水准题材及形式都已迥然不同，可从故宫博物院内所藏明清不同时期顾绣品呈现出的不同风格中窥得一斑。所以这一时期有相当部分的绣品虽称之为顾绣，但其实质已被商品化，不具闺阁绣之工艺水准，虽以“顾绣”之名风靡全国，并有代替刺绣通名的架势，但实质也是顾绣被简化异化的表现。清初叶梦珠在《阅世编》里就记载了顾绣当时的市场价格：“向来价亦最贵，尺幅之素，精者值银几两，全幅高大者，不啻数金。年来价值递减，全幅七八尺者，不过一金为上下，绝顶细巧者，不过二三金，若四五尺者，不过五六钱一幅而已。”

    绣庄兴盛导致顾绣技艺消失

    研讨会对刺绣艺术的传承做了一次系统回顾，清代中期乾隆年间，经济发展繁荣，顾绣庄的兴盛反而导致了真正意义上的顾绣的消失，此时的顾绣已少了明代顾绣的灵气，而与苏绣画接近。这也成为顾绣断代与辨伪的依据之一。顾绣的“虎头”、绣章成为绣庄的“商标”。资料表明，“虎头”是东晋画家顾恺之的小字。古人有攀附显贵的习俗，顾恺之之后，凡善书画的顾姓人士，都比附于他。但虎头顾绣已少了闺阁绣之细腻雅致。同时，绣印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仿制后加。上海博物馆包燕丽介绍说，她曾看到过一款绣有“皇明顾绣”的花卉册页，绣印绣迹潦草，绣线疏松，可以认定它是清代的伪款或是仿制品。1821年丁佩所撰《云间丁氏绣谱》成为我国刺绣工艺史上第一部专著。提出好的绣品需达到“齐、光、直、匀、薄、顺、密”诸多标准。而这当中“顺”又关乎整件绣品的气脉，所谓“一丝不顺，则气脉全乖，精神俱隔”。晚清民国，以沈寿为代表的一代“针神”，开始将刺绣艺术传播到了海外。沈寿初名雪君，因清末进贡所绣佛像予慈禧，获赐福寿二字，遂改名寿。

   1949年以后，国内成立了刺绣研究所，1970年代，工艺美术师梁景惠建议恢复顾绣工艺时，还有官员将“顾绣”误为“古绣”。1980年代，顾绣成为中国文化交流的使者。松江工艺品厂仿晋王献之《鸭头丸贴》绣品匀薄顺密，在日本展出期间被日本观众误认为是书法仿作。在该次对日交流中，日本博物馆及私人藏家共入藏松江工艺品厂顾绣作品8件。而在同一时期，美国、新加坡各地藏家机构也纷纷购入我国刺绣作品。

    此次研讨会还就顾绣的起源、历史及影响、顾绣与绘画、艺术特色、断代与辨伪等诸多问题进行讨论。

    ◇链接
    海上顾氏与文人的交游

    上海博物馆华慈祥著文探讨顾绣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他认为明代末期，中央朝廷松散，为地方发展提供了空间，文人也并不惟古是好，新潮时玩在晚明成为新生活的标志。包括顾绣在内，明式家具、嘉定竹刻、犀角雕刻、锡器成为文人的新喜好。顾绣因此拥有了大批的需求者与欣赏者。而以董其昌为代表的“华亭派”更是对明代晚期的中国山水画产生了极大影响，董氏弟子顾潜寿之妻韩希孟在这样的文化氛围影响下创作出来大批摹绣古画的珍品，加之当时松江府纺织之盛，甲于全国，不但原料丰沛，色彩种类大幅增加，这也为顾绣成为艺术珍品奠定了物质基础。

    布朗大学艺术史系黄逸芬以露香园为研究对象，借研究露香园从兴筑到没落过程来展示晚明江南新兴文化如何流变，特别介绍了顾绣诞生地露香园中的嘉桃、顾菜、藕粉、磨锭等特产，并同时勾勒出海上顾氏与文人的交游，以一园内之精致生活探讨晚明江南文人世族如何因当时社会经济情况而作调适转化。记者 程奕

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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